通识教育改革是近年来国内高等教育界的一大热点。尽管香港高校的通识教育开始较晚，但比内地稍早，也颇具特色。比较二者，我们也许可以得到某些改革上的启示。

香港大学是从1995年才正式开始建立大学层面的通识教育委员会（决策机构）和通识教育部（执行机构）的。但从目前香港通识教育的发展来看，逐步形成了香港大学的“全才教育”模式、香港中文大学的“均衡教育”模式和岭南大学的“博雅教育”模式，侧重自然科学类现代知识和人文伦理类道德知识的传播及其人格养成。

香港通识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第一，以课程板块为主，以“通选课”模式开展，而不是以“经典阅读”为主；第二，缺乏严格的“公民教育”，而是一种适应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普适价值的超国家的“人权教育”，这与香港社会在历史教育上的“近代史空白”以及在政治上对“国民教育科”的抵制密切相关。前几年，本属正常现代国家之正常教育成分的“国民教育科”被政治反对力量人为地建构成“国教运动”。这些缺失对于拉升近来的央港政治与文化冲突有很大影响。

内地通识教育的兴起与民族文化复兴和大国崛起中的主体意识形成有关，也与对苏联式专业教育的积极反思有关。内地通识教育在精神气质上是文明复兴论和人格再造，在技术操作上是对美国哈佛模式（课程板块论）和芝加哥模式（经典研读论）的不同借鉴与改造，中国传统的“书院”因素也有一定体现，其中甘阳的博雅学院实验班和北航的高研院实验班大体坚持了“经典研读”和“小班化”的路径。其他学校，比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则有着“课程板块论”的显著痕迹。至于何者为优，尚需时间与实践检验。比较而言，香港高校在通识教育的管理模式、课程设计、培养目标上有着一整套经验和方法，内地可以加以适当研究和借鉴。

我第一次来香港，对香港高校的印象最深的是教授治校与学术个人主义的完美结合。一方面教授群体在学校和学院治理中具有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行政领导是高度职业化的，行政不干预学术，也不参与学术组织，甚至“院长”之类的职位也没什么吸引力。教授们宁愿“无官一身轻”，从容进行自身的学术与社会活动，我称之为“学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保障了学者人格的完整和学术过程的绝对自由。若国内高校去行政化得当，教授和学术在高校中获得主导地位，则其创造的潜能不可限量。由此观之，国内高校在摆脱前苏联式理工科优先、组织化学术优先、服务国家优先的教育管理传统方面尚不彻底，更不充分，国家在政治上尚无法有效地理解学术自治与自由系统对于现代国家创造力与竞争力的更高层次意义。

比较香港高校，我觉得大陆顶尖高校最大的短板是教育管理体制，即教育行政化问题。这个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高校不缺乏一流的学生和师资，但缺乏真正符合高等教育属性和运行规律的管理体制。教育行政化表现在诸多方面：第一，教授治校原则难以得到制度化落实，高校管理“叠床架屋”，政治、行政、学术诸多要素混杂无序；第二，课题控制机制与职称评定行政化，导致教师群体处于政治上的“消极配合”状态和学术上的“短线功利”状态，无法展现完整的人格和精湛的学术，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学术整体的创造力和国际影响力，而且严重影响了对学生的培养质量；第三，与高等教育无实质关联的组织性活动和公共课，造成教育资源极大浪费和学生时间极大挤占，这一空间应严格改造为真正的通识教育空间；第四，学会体制的行政化与学术评价的数字化，重学术数量和人际关系学，轻学术质量和正常学术传统，学风被官风污染。解决以上问题，也是“钱学森之问”在这一层面上的部分解答。